美國漢學家宇文長安，從九十歲的修道士西芒手中，獲得一部殘缺不全的神秘手稿。手稿于二百多年前，由傳教士從中國帶到歐洲，一直秘藏在葡萄牙保萊塔修道院。宇文長安邀請精通歷史的中國作家一同破譯、整理。經(jīng)十二年的考據(jù)、查證、探訪，手稿終于逐一還原，一段塵封了三百六十年的歷史真相大白：大明帝國覆滅的廢墟中，傳教士救出一位雙眼燒瞎的女子，竟是末代公主朱朱！隱姓埋名四十五年后，她開口說話，向史學家講述父皇崇禎的身世謎團、他與李自成的法華寺密晤，王朝轟然坍陷的真實內幕。
《盲春秋》是作家何大草的最新歷史小說。虛實交織的歷史敘事，展現(xiàn)血色殘陽下的帝王人生。一部盲公主的記憶手稿，剖開崇禎帝在大廈將傾時的孤獨掙扎，黨爭如網(wǎng)、天災如晦，演繹末帝在權謀與困局中的王朝絕響。
《盲春秋》，何大草 著，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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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份塵封的神秘手稿
1765年10月，一個在北京宣武門南教堂供職的意大利傳教士托蒂•皮耶羅，獲得南巡歸來的皇帝恩準后，在北運河的終點大通橋碼頭登船，啟航返國。彼時的運河兩岸，槐樹成林，落葉紛飛，送行的人中，有一個高鼻深目的顫巍巍老者，即皮耶羅在華的最著名同胞郎世寧。郎世寧親手送上了餞行的禮物：一竹籃的桂花糕。桂花糕金黃酥軟，宛如把整個北京的秋色都盛放在了籃中。皮耶羅隨即經(jīng)北、南大運河，出杭州灣駛入東海，在澳門短暫停留后，開始返回祖國的漫長航程——這一年在手稿上記載明確，即乾隆三十年，歲在乙酉，恰逢盛世。然而，老皮耶羅已年過花甲，看到了盛世后的凄涼，還有鄉(xiāng)愁纏綿（鄉(xiāng)愁是無需理由的），他于是只身辭別了。籃子里的桂花糕作為茶點和鄉(xiāng)誼的象征，雖然不忍，但還是在三天之后吃完了——籃子底部，露出了用絹帛包住的這部手稿；確切地說，是這部手稿的原始中文本。
次年，郎世寧作為備受恩寵的宮廷畫家，在北京去世，享年七十八歲。乾隆皇帝追封他從二品侍郎銜，厚葬于阜成門外滕公柵欄傳教士墓地。和他同在一處為伴的，有青草中的蛐蛐兒，他沒有說出的秘密，以及1610年即萬歷三十八年去世的利瑪竇——這件事情，對尚在大海中展閱神秘手稿的托蒂•皮耶羅來說，永遠都不會知曉了。
手稿篇幅龐雜，內容詭譎，牽扯到這個世界上最大帝國四代皇帝、無數(shù)人的命運。托蒂•皮耶羅神父在長達一年，也許比一年更長的旅途中，把手稿翻譯為了拉丁文和意大利文。船在他的家鄉(xiāng)那不勒斯灣靠岸時，他覺得自己已快被咸風吹成了咸肉干。在那不勒斯灣的小漁村，托蒂•皮耶羅神父隱居起來，以沐浴陽光和修訂這部（其實是三部）手稿，消磨了三十余年的時光。然而，這部手稿郎世寧從何得來，又為什么要交由他帶出海外，托蒂•皮耶羅神父始終都弄不明白。1798年1月的某個早晨，他夢見了差不多業(yè)已遺忘的郎世寧推窗進屋，白發(fā)披肩，兩眼迷惘，對他欲言又止……醒來后，他雙眼噙滿了淚水。隨后，他就騎著毛驢，頂著冷颼颼的風，去梵蒂岡朝覲了教皇庇護六世。彼時，全意大利正忙于應付拿破侖的征戰(zhàn)，當皮耶羅向庇護六世陳述有關中華帝國和郎世寧的事務時，教皇顯得有些心不在焉。但后來，皮耶羅還是以哆哆嗦嗦的手，呈上了這部手稿的拉丁文本。手稿被教皇接受以后，很快就束之高閣了。今天，如果梵蒂岡的檔案庫可以對外開放，這部手稿我們應該不難查找到，在皮耶羅神父留下的殘破札記中，記載了他給這部拉丁文手稿取的名字：《龍之秘史》。
手稿的中文原始本，托蒂•皮耶羅則捐獻給了佛羅倫薩的達•芬奇博物館。中文手稿的墨跡都寫在柔韌的宣紙上，隨情緒的起伏，時而工致似春閨婦人，時而狂亂如驚馬奔騰，神父認為，所謂書法，即東方藝術之極致。據(jù)神父的殘破札記記載，中文的手稿名共有五個字，其中一個是“龍”。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結束后，人們發(fā)現(xiàn)《……龍……》消失了。關于它的去向，流傳有兩種說法。一是墨索里尼為了討好希特勒，把《……龍……》作為重禮相贈，后來毀于1945年盟軍對柏林的春季大轟炸。一是盟軍占領佛羅倫薩的當天傍晚，一個穿盟軍制服、戴鋼絲邊眼鏡的上校參謀驅車來到博物館，把《……龍……》借走，從此神秘失蹤。
只有托蒂•皮耶羅神父翻譯的那份意大利文手稿，以另一種方式流傳了下來。他給這份手稿取了一個簡潔而又中立的名字：《言辭》。神父在小漁村中，以《言辭》為伴，打發(fā)最后的暮年時光。1800年5月，拿破侖揮師四萬翻過阿爾卑斯山，再次向南侵入意大利全境。在這支隊伍中，有一個二十出頭的隨軍神父讓•雅克•阿諾，栗色卷發(fā)，面容姣好，且耽于幻想，讀過《馬可•波羅游記》，對東方抱有極大的熱情。為此，他專程趕到那不勒斯灣，拜訪了老皮耶羅。在這兩個老少神父之間，有過多次的秉燭長談。在征得后者的同意后，阿諾用法文抄錄了《言辭》全稿，并重新給予了命名：《我父》。“我父”，是手稿的女主人公在滔滔的言辭中，一開始就提到（并將時刻提到）的一個人，他，意味著時光的重現(xiàn)。抄錄工作接近完成的時候，托蒂•皮耶羅神父無疾而終。阿諾忠實地執(zhí)行了老神父的遺愿，按中國的習慣，將《言辭》作為紙錢，在他的墳前焚化了。
《我父》是一部口述實錄的歷史，斷斷續(xù)續(xù)撰寫于1689年，即康熙二十八年之晚春和盛夏，但沒有最終完成。講述人是一個瞎眼老婦，自稱和被推翻的明皇室有著秘密的血親關系，而記錄人是一個頗有抱負的青年史學家，他有一個奇怪的名字，這從文中老婦對他的調侃可以看出，他的名字如他本人一樣，意味著智謀和野心。而這個調侃也暗示出，瞎眼老婦出身高貴，有著非比尋常的驕傲和乖戾。她始終高高在上，說話信馬由韁，不合情理、不通邏輯的言辭與段落，隨處可見。但內容的主體，則還是環(huán)繞于多年前她與大明皇朝末代帝王的故事，她稱從前那個萬乘之尊為“我父”。而自己的名字，她說，是朱朱。然而，在已知的、刊布天下的明清正史、稗官記錄中，迄今都還沒有找到“朱朱”這個名字；或者保守地說，即便有她這個人，卻不是她所說的這個名字，而且，還缺少有力的證據(jù)支持這個人的確存在過。
朱朱，手稿的女主人公、講述人，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時候，她還是個少女，年齡不會超過十八歲，在紫禁城的大火之夜，她同時失去了“我父”和雙目的視力。一個叫德呂爾•德呂翁的傳教士（國籍不詳）拾到她，并收養(yǎng)了她，她在手稿中，稱他為“我的養(yǎng)父”。德呂翁由于精通天文學知識，在明、清兩朝，均官拜御前歷法官，在欽天監(jiān)供職，這使他所受的禮遇，遠遠高于其他西方同行。他卒年不詳，如果康熙二十八年手稿撰寫的時候，他還活著，應該已在百歲之上了。作為瞎眼老婦的朱朱，后來也下落不明。朱朱留下的最后一個有物證的蹤跡，就是把手稿送到了她養(yǎng)父的一個學生H（姑且稱他為H）的家中，請他“封存”。H曾從德呂爾•德呂翁那兒學到天文學知識，得以在欽天監(jiān)服務。H臨死前，又把手稿傳給了自己的學生P（也姑且稱他為P罷），但并沒有多作交代，只囑托“收起來”。這已是康熙五十四年之后的事情了，郎世寧已抵北京，并已經(jīng)給康熙皇帝敬獻過金雞納霜，有效地治好了陛下的貴恙：瘧疾。此后，他正式在宮中畫像兼行醫(yī)。P和郎世寧成了摯友，P對漢字和宮闈秘史都知之甚淺，就把“收起來”的手稿作為藝術品，贈送給了作為畫家的郎世寧。
朱朱當初把手稿交給H神父封存。封存，要達到什么樣的目的，她沒有說，迄今也沒有人能猜到。然而，這部手稿在輾轉過程中，還是泄露了一絲風聲，并被敏感的人捕捉了下來：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書樓的書目中，有關于明遺民的大量筆記，其中一部《燕山龍隱錄》，赫然標著“亟待搜尋”的字樣。我以為，《燕山龍隱錄》，極可能就是這部手稿本來的名稱。
郎世寧是繼利瑪竇之后，在華最有影響力的傳教士、藝術家和中國通。他能意識到《燕山龍隱錄》的重要性，卻看不到它可以面世的那一天。在珍藏了手稿大約四十年之后，他在行將就木之前，把手稿通過托蒂•皮耶羅神父，帶到了海外。之所以要偷偷放在盛桂花糕的籃底，我推測，是他實在不知該向皮耶羅交代什么話。就在這持久的沉默中，《燕山龍隱錄》隨皮耶羅開始了比他的歸鄉(xiāng)之旅更為漫長也更為曲折的語言、地理的大遷徙：它在時間中改頭換面，幾乎讓人無法辨析真相。